21世纪以来，我国通过组建机构、架构体系、颁布法规、设立节日、确定项目、确认代表性传承人等举措， 在非遗保护的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因为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传统文化得以继承与发展，民族认同感得以增强，民众的文化权益与经济利益得以保障。简言之，非遗保护工作具有极强的文化治理意义与经济发展意义。

民族民间舞蹈是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理解与分析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传承、发展现状与机制，有利于加强非遗保护工作的科学性。笔者以湖南桑植白族杖鼓舞为例，基于“非遗传统民间舞蹈保护的立足点”“非遗传统民间舞蹈保护的价值追求”与“非遗传统民间舞蹈保护的路径”的视角，阐述非遗传统舞蹈的传承与发展问题。

“人”在非遗实践中具有优先性，借助非遗工作，人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文化权益，也体现非遗保护的人民性原则。另外，传承人的外延也需要重新界定。某一些人的传统观点将传承人局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简称《名单》）中的主体，其实，非遗传承人既包括《名单》中的传承人，也包括非遗文化社区中的其他文化持有者，还可能是文化社区之外的每个人（比如通过“非遗进校园”活动学习非遗技术的学生）。以更广泛的视角看待传承人，利于非遗在更广阔的空间里生长。

笔者曾在湖南桑植地区对当地的白族杖鼓舞保护情况进行过调查。作为国家级非遗，桑植白族杖鼓舞受到了当地的极大重视，比如积极对《名单》中的传承人提供经济支持，将杖鼓舞表演与旅游业结合并开展杖鼓舞进校园等活动。不足之处在于，地方政府将主要精力与财力放在扶持《名单》中的传承人上，没有将杖鼓舞发展为更广泛的群众性活动，比如没有将其与广场舞等大众娱乐方式结合，导致杖鼓舞仅作为一个地方文化标签存在，没有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如果说传承人保护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立足点，那么实现非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则是基于立足点之上的价值追求。非遗保护旨在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首先，非遗保护为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各族人民通过非遗这张名片彼此了解、互相认同，这对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具有深远意义；其次，中国优秀文化也将借助非遗工作走出去，进一步促进其他国家对我国的全面认识与正面理解。以桑植白族杖鼓舞为例，汉族及其他民族借助杖鼓舞对白族的信仰习俗、劳动习俗与艺术审美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另外，不少外国友人也因为杖鼓舞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突破了中国只有熊猫、武术的刻板印象。非遗保护为各族人民营造了多元、平等的文化氛围。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非遗保护让他们的文化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符号象征。非遗保护，这种“文化再分配”的实践，让原本相对边缘的文化有机会跻身到中心的位置。自从桑植白族杖鼓舞成为国家级非遗后，主流媒体、学术圈、艺术圈与影视圈等都将目光投向了湖南白族地区，白族人民借助杖鼓舞有了更多表达、呈现自己的机会。从经济效益来说，非遗保护为相关区域的人民带来了丰富的经济回报，主要体现在旅游行业与文创行业上。桑植白族杖鼓舞是湖南旅游行业的名片，不少游客都是冲着国家级非遗这一招牌慕名而来。旅游企业看到了杖鼓舞的文化价值，在杖鼓舞流行区域修建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为文化持有者提供工作机会。

有关非遗保护途径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大致可以归纳为：政府的政策支持、地方民众的文化自觉与商业机构的合理开发。除了上述传统的保护与传承方式之外，非遗保护还应把握更多时代性的内容。新媒介传播的深度与广度，使得非遗的传承与传播能够打破时空的束缚，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以“李子柒现象”为例，李子柒借助短视频平台传播中国文化，获得了国内外网友广泛的好评，提升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其中非遗技艺也是李子柒的重要表现内容，比如活字印刷技艺、蜀绣技艺等。

除了看到机遇，我们还要看到非遗遭遇新媒介的挑战。新媒介的实践主体集中在年轻一代，并且有其特殊的文化表达方式：“去神圣”性的话语模式、“短平快”的叙事节奏、细分化的板块领域等。传统的非遗内容能否与现代化的新媒介结合，成为能否适应当代社会的重要前提。笔者在调查研究“白族杖鼓舞的短视频传播”这一现象时发现，相关主体制作的杖鼓舞视频叙事拖沓、严肃，内容缺乏趣味性，画面构图不专业，且针对的欣赏主体不明确等，都导致了相关视频传播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再回看李子柒及其团队以传统文化为素材，但是在剪辑、音乐、构图、叙事与用户定位等方面都充分考虑到了当代互联网用户的审美需求，从而确保了视频的可看性与传播性。

总之，非遗传统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对非遗保护的立足点的确定。非遗保护的核心在于传承人，要维护传承人的文化权益与现实利益等。传承人应当是广泛而普遍的，这是非遗保护的公共性体现。基于“以人为本”的立足点，非遗保护工作才会进展顺利且有成果。应该意识到，在坚持传统的保护方法的同时，我们也要探索新媒介、新方法、新途径。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