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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书法之憾事

2019-06-05    来源:中国艺术报    编辑:黄丽

对某一书法家时贬时褒、     贬褒同存,是书法审美正常现象,但如王献之这样时而被贬下沟潭时而被褒上云端者却不多见。南朝袁昂《古今书评》说其“如河洛间少年,虽皆荒悦,而举体蹉跎,殊不可耐” ,唐窦臮在《述书赋》说其“态遗妍而多状,势由已而靡罄。天假神凭,造化莫竟。象贤虽乏乎百中,偏悟何惭乎圣” ,皆是比较典型的贬褒评价。如果对贬低类评价进行分析,便会发现,这其中不仅涉及到书法风格,而且更多涉及到王献之所处时代的特殊境遇与审美思潮。

晋士人心态,非进退自如之真性情

晋政局多变,社会水深火热,“狂放”“归隐”成为士人由衷心仪和普遍崇尚。但与前朝相比,晋士人心态特别迷茫、纠结,显得十分莽撞。任情纵性、追求自由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露出端倪,如孩童般率真与坦诚展示在世人面前, 《庄子》倡导一切生命之外仁义道德、声色犬马都是束缚情感之名缰利锁,是“骈拇” ,“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就是说,人要不屈从于外物、不苟且于环境,内心世界要舒适自如畅然欢快。《吕氏春秋》中说:“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 ”说明人的欲望乃天之所生,不能不追求,但不能被欲望所奴役、操纵,人要在情与欲中找出一个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就是有益于人的生命与自由。

晋士人于此则明显少了冷静和洞彻,似少年般散野和青壮年般刚烈,在世事变幻无常面前,所谓个性张扬未免过于失序,在朝不保夕命运轭下,所谓性情释放也未免过于极端。就“归隐”而言,同样剑走偏锋,槌敲边鼓,王羲之、卫瓘、王珣、成公绥、索靖、谢安、王徽之、王荟、孔琳之、羊欣、王僧虔、薄绍之、郑道昭、王慈等,都有着或仕或隐经历,但他们都将仕与隐截然分开甚或冲突,并没有从容游移于入世与出尘之间,更多程度上“归隐”仅是无法逃脱又无可奈何的一种排遣,甚或有着矫饰成分。

王献之虽然仕途通达,但身处其时耳濡目染,禀赋和操守相当怪异,史书多有记载—— 《晋书》说他“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 ,说他夜卧斋中,适有偷人入室盗物,竟然回答:“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 ”他佯狂无止, 《世说新语校笺》记:“王献之性甚整峻,不交非类。 ” 《世说新语》也说他:“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而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 。 ”还记载他曾经路过友人私宅,擅自闯入并对其家什指手画脚大加评论,被赶出门外时仍“怡然不屑” 。显然,这种刻意标新立异之举止、言行和风度,与真正意义上崇尚自然、抒怀畅情尚有缝隙,这就在源头上决定王献之书法,不会有清新雅致之思和骏逸含蓄之美。

鸭头丸帖 王献之 晋

艺术审美,非理性感悟之真透彻

如果秦汉艺术审美重实象趋向拙朴,那么魏晋则重意念趋向玄妙,玄妙亦即“玄学” ,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审美思潮,专门研究既幽深又玄远之学问,倡导远离具体事物,抬高意念作用,将审美主体由实物膜拜转向自我内心观照;倡导回避社会生活,厌恶礼乐教化,凸显个体作用与存在;倡导轻视实际行动,重视人格操守,醉心于华而不实、滔滔不绝的口头论辩。应该说,这种思潮是士人为冲破汉代儒家学说而作出的哲学反思,在为士人重构精神家园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其对书法艺术影响也十分巨大—— “意象”开始成为书法审美重要载体,书法家心态走进书法审美最前沿;书法家才性、道德、操守、风度、襟抱在书法艺术中获得审美认知,“神采”“气韵”成为书法新追求;在抒发性灵前提下,开始追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艺术效果,着力营造蕴藉透彻的书法新境界。

但是,以老庄独大来阐明事理,以排斥儒家来巧言令色,本身只能成为吉光片羽、挂一漏万式表达,哲学基础乃至体系并不周延与牢固。事实上,作为社会思潮,离开儒道释“三教本一”的互相协调,特别是离开儒家主体担当、奋进意识及道德自觉,在任何艺术审美体系中,都将粗放、浮躁而不着边际。而且,与日后跃出的宋“理学”重涵泳玩味、重觉醒省悟、重心境理趣相比,魏晋之玄学只顾一根筋追“牛角尖”来抒发胸中意气,显得十分苍白。而王献之却又是这种艺术思潮的推波助澜者,史上多有说他书法受益于“神仙教学”之故事,实在无法排除他是在玩转神话来提高自己声望与地位的小把戏。晋虞龢《论书表》中引王献之本人话:“臣年二十四,隐林下,有飞鸟左手持纸,右手持笔,惠臣五百七十九字,臣未经一周,形势仿佛。 ”唐虞世南《对学篇》中说:“献之于会稽山见一异人,披云而下,左手持纸,右手持笔,以遗献之。献之受而问曰:‘君何姓字?复何游处?笔法安施? ’答曰:‘吾象外为家,不变为姓,五常为字。其笔迹岂殊吾体邪?’”所以,王献之书法并非纯净真诚,毕竟缺乏那种赤子情感的发扬蹈厉,也缺乏某种人生况味谨严细腻与精致透妙的透彻品味。

晋中秋帖 王献之 晋

王献之书法, 非高雅后回归媚趣之真平和

王献之重视法度又善于变通,吸收父辈营养又注入自身创意,卓然有成独具风貌,史上书论多以“媚”格来评价他,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说他“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唐孙过庭《书谱》说他“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他:“然子敬可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逸少可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

从书法作品可看出,其“媚”显而易见。 《中秋帖》虽淋漓畅达,俊迈流便,但笔画勾连太过,非草非行,呈现妩媚气象。 《鸭头丸帖》笔法灵动明快,跳宕腾跃,点画湿润,转折清晰,字势倚正顾盼,明媚飘逸,风神潇洒。 《新妇帖》为王献之晚年所写,笔画欢畅圆劲,体势开张,媚趣飞扬。

“媚” ,原指迎合世俗而取悦于人,如《左传》中“人服媚之如是” , 《国语》中“若是乃能媚于神” ,书法审美上多指以灵动姿态、流畅节奏所形成的散朗多彩风貌。与“媚”相对的是“雅” ,“雅”原代表士族阶层行为规范,春秋时代《诗经》就将宫廷宴享或朝会乐歌称为“正声雅乐” , 《孔子家语》中说:“齐庄而能肃,志通而好礼,摈相两君之事,笃雅有节,是公西赤之行也。 ”“雅”用在艺术上多指主题深刻、端庄肃穆,诉诸观赏者以严肃思考、体验和想象。“媚”“雅”是艺术审美一对矛盾范畴,两者互相依存互为转化。书法审美总是在“媚”与“雅”之间周行不殆,由“媚”入“雅” ,再由“雅”入“媚” 。经历过“雅”后复归的“媚” ,与前一层面明显有异,充满着开朗豪爽、积极昂扬气息,既有一种恢宏气度又有理性深沉,无所矫饰,不杂尘埃,不掺俗情,臻于中和、圆融、典雅、风规自远。而王献之书法的“媚” ,因时代境遇与审美思潮限制,仅仅局限在第一层面,有别于“雅”后复归之“媚”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唐李世民才在《王羲之传论》对其横加贬斥:“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嬴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