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痴迷战国秦汉简牍。虽然公务教务繁忙，但脑子里总是在转悠这个神秘又有趣的“简牍书法”。细细梳理，大约已经在四个方面齐头并进，计有（一）有学术论文研究如《章草起于“战国古文”考——关于简牍书法史上一个重要命题》两万言长文；（二）又有一个“简牍书法系列”约50-60件作品。是对简牍研究的一组书法札记；（三）还重拾旧题，重新检起近十年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意义追寻》大展中的一个板块曰《简牍百态》，继续创作了新的《简牍百态》研究作品约30品，对之从技法、形式、风格多角度进行了各种尝试；（四）在浙江美术传媒拍卖所主办的“美术名家课堂”作教学示范，网络授课，讲的就是《居延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的技法特征。这样一轮的立体式探讨，主题鲜明，符合我们“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的“主题先行”的基本原则，相信在我过去的创作生涯中也不多见的。

过去我们习惯于把简牍书法作为碑刻书法的附属，碑刻为主，简牍为从；碑刻为尊，简牍为卑。这是自古以来书法史的规矩。青年时代读钱存训氏的大著《书于竹帛》，乃知简牍之书竟然还依附于后起的缣帛和刚刚被发明的珍贵的纸张。纸帛为贵而简牍乃为贱，还是附属的位置。从我们对书法史的认知模型而言，简牍之先屈于金石，又屈于纸帛，实在是一个很难动摇的结论。换言之，它应该毫无经典性可言。比如，传世几十万片新出土的简牍，既无名作可举，又无名家可列；目前的标识方法，乃是从出土发掘之地来区别，比如居延、武威、敦煌、或长沙、岳麓、江陵、荆州、云梦；再细一些，是睡虎地、银雀山、马王堆、周家台、悬泉置、郭店、尹湾、包山、谢家桥、马圈湾、走马楼、里耶等等村落山陵之名。与《史记》《汉书》以下的中心城市如长安、洛阳、汴梁、临安、大都等等并无瓜葛。以之论经典，实在是土得掉渣，“卑之无甚高论”也。因此，在纸张发明之前，“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后汉书》）；于是才有了蔡伦造纸和纸张的应用。“缣贵”者，帛书材料贵重。简牍不贵重，材料随手可得，但份量太重而笨拙，蔡伦造纸的传说是在东汉，但记得二十多年前有一次在韩国首尔的关于印刷术的学术研讨会上有缘见到潘吉星老前辈，他是研究造纸术印刷术历史的顶尖大家。他说纸张的发明应该上推至西汉。而钱存训《书于竹帛》更指出“纸”这一汉字早在战国简牍即有之。那么，简牍初起，到了广泛应用的阶段，因为笨重而继有缣帛、再发明纸张。但即使有纸帛，也必在全面应用之前，有一个竹帛并存、简牍与纸张兼容并行的较长时期。

在这个并存时期，简牍的形制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学术涵义。王充《论衡》有“断木为椠，柝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之语。可知当时书写在材料上的工艺制作过程其实十分繁难。而更具体的，是“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后汉书·周磬传）。写尧典在简牍上，编成册，还附有刀笔工具。这样的风气，导致了汉字书写一取纵直之式，以构成“行”；二取连缀成册（篇）以录长篇文字。即使是同时也用缣帛，仍然是“先竹书为易刊定，再上素（帛）也”——先用竹木简书写，可作修改即“杀青”，定稿后再抄在“素”即缣帛上。缣帛面积宽广，本不必如简牍纵行瘦长，但因为先有简的书写习惯即“竹书”意识，约定俗成取纵行，故尔即使是在缣帛宽幅上也自然形成了纵势行列。

我在创作《简牍百态》各件时，特别重视去发掘这个“纵行”的空间意识，以各种字形大小和书风雄秀不同而错综其间，既为探索书法的章法变化寻找更丰富的艺术语汇；又能将不同的用笔法交替呈现出来，比起目前书法作品习惯于单一的横成行纵成列的一般书写，自然更见活力而不杂乱，纷纭而有秩序。

竹书简牍狭而长，缣帛纸张宽而大，两者的“语调”各有不同。以竹书而作纸帛之书，是宽幅上写窄字，本属自找麻烦；但运用得当，反而不同于庸常而有一新面貌。倘多用于当下书法创作，则真可以演化出丰富多彩的“百态”。书法从写毛笔字走向艺术，不就是要这种有创意的形式效果吗？

2017年11月6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