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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国家画院繁华如梦:痴迷绘画的帝王不少

2017-11-09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张警文

9月11日,北京故宫午门正殿,《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媒体专场,工作人员展开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北京故宫博物院2017年的年度大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以《千里江山图》为中心系统梳理、展示中国历代青绿山水画的发展脉络,于9月15日

9月11日,北京故宫午门正殿,《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媒体专场,工作人员展开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北京故宫博物院2017年的年度大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以《千里江山图》为中心系统梳理、展示中国历代青绿山水画的发展脉络,于9月15日

9月11日,北京故宫午门正殿,《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媒体专场,工作人员展开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画卷。北京故宫博物院2017年的年度大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以《千里江山图》为中心系统梳理、展示中国历代青绿山水画的发展脉络,于9月15日

繁华如梦:两宋时期的国家画院

卢升弟

导读

千年之后,《千里江山图》居然在故宫午门正殿成为时尚,人们排4个小时的队,就为了看5分钟的《千里江山图》,然后,有人吃着方便面再排4个小时的队,再看5分钟的《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原来是北宋时期国家画院里的一名普通“生员”,最后由宋徽宗亲自教授的学生,他十八岁的时候,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画出了流芳千古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在《千里江山图》成为时尚之际,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培养出王希孟一干大师的两宋国家画院,那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繁华如梦的故事。

从9月15日至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举办题为“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分别在午门正殿和东西雁翅楼展出中国历代名家青绿山水画86幅(件),而其中引人注目的镇殿之作则是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为了展示这幅长11.9米、宽0.515米的青绿山水画长卷巨作,故宫博物院还特别将其单独陈列在午门正殿展厅,以便观众能够更好地参观欣赏。

据故宫方面称,展览还未开始,他们就收到不少国外美术爱好者提出的申请,准备组团前来观展。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大量观众,故宫院方做好了各种预案,甚至连方便面都准备好了。观众们热情可嘉,媒体也不甘示弱,海内外各大媒体纷纷给予大量报道,掀起了一轮王希孟与《千里江山图》热。

开展当日,为了一睹《千里江山图》的真容,很多人早早就来到故宫,在展厅外排起了一条条长龙。据中青网记者报道,由于游客众多,故宫博物院不得不实行限流措施,现场竟出现了排队4小时参观5分钟的情况。展厅之内,观众们为了看得更加清晰,都尽量贴近展柜。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在《陌生的经验》一书中,谈到他数年前在观看《千里江山图》时的情形:“我就脑袋贴在玻璃上,像个傻子,呆呆地看。”并且还发出这样的惊叹:“怎么可以这样子好法,怎么可以?”对于《千里江山图》,显然他已是如痴如醉了。

王希孟原不过是北宋时期国家画院的一位并不知名的“生员”(学生),他的一幅画作竟然引起如此大的轰动,那么,宋代国家画院与整个宋代时期的绘画艺术又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

两宋时期,绘画创作主要有民间、文人士大夫和画院职业画家三个群体。民间画家画风朴实自然,题材广泛,贴近现实生活;文人画家则以写意为先,讲究笔墨情趣,抒发个人情怀,注重意境的表达;画院职业画家多追求严谨工细、造型准确、色彩华丽。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风格,呈现出宋代绘画多彩多姿的面貌。同时,这些画家群体之间又相互交流借鉴,职业画家画的精湛技艺与文人画的思想意境彼此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文人画的技艺水平与职业画家画的艺术境界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宋代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在题材的广泛性和艺术水平上已经全面超越了唐、五代,并产生了范宽、董源、李成、黄筌与黄居父子、徐熙、燕文贵、高文进、郭熙、苏轼、文同、米芾与米友仁父子、张择端、李公麟、王希孟、苏汉臣、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梁楷以及宋徽宗等众多杰出的绘画艺术家以及大量的旷世画作,对元、明、清以及现代绘画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如此的辉煌与荣耀之中,无论是绘画艺术水平,还是绘画人才的集中程度,以及绘画作品的影响力方面,两宋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都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宋代是中国文人画的第一个里程碑,那对于中国古代画院以及院体画来讲,宋代则已经成为一座永恒的高峰。此后虽然明、清两代也建有类似的画院,但在画院的建制规模和艺术成就上,再也未能超越两宋时期。

两宋国家画院源于五代后蜀、南唐宫廷的翰林图画院。

公元935年,后蜀(公元933~965年)孟昶在成都设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稍后不久(公元943年),南唐(公元937~975年)皇帝李煜也在金陵(今南京)建立了类似的宫廷画院。

当孟昶、李煜们还在自家的后宫之中,享受着笙歌宴舞、诗酒书画的写意人生之际,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发动兵变。在部下们的拥戴下,一袭黄袍加身,坐上了皇位,改国号为宋,定都汴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不久,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步伐,先后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大小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

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对治国却颇有一套。在夺得天下以后,他以“杯酒释兵权”的巧妙之举,顺利解决了历代帝王们都曾面临的一个政治难题——功臣拥兵自重、割据专权的状况。接着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倡文人政治、发展社会经济、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大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很快就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诗画竞艳,文采风流。

一个文化艺术空前繁荣的时代就这样如期而至。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宋代已经完成了由贵族门阀社会到平民社会的转型,加之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普通平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随之增加,尤其是对包括书画在内的艺术品更是渴求。在这样的历史氛围下,大量民间画家应运而生。

这些民间画家们依靠自己的技能,描绘出一幅幅生动逼真、引人入胜的人物、山水、花鸟图画,在大街小巷摆摊出售,换取柴米油盐,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技艺精湛,名声也很响亮。如善画小孩的杜姓画家被百姓们称之为“杜孩儿”,擅长楼阁亭台的赵姓画家则被誉之为“赵楼台”,而他们的真实名字却淹没在浩瀚的历史记忆里,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在大宋京城汴梁(今开封)有一座佛教寺庙大相国寺。说起这个大相国寺,在那时可是大大有名。《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花和尚鲁智深就曾在寺中的菜园子当过临时主管,还在那里练过倒拔垂杨柳的功夫。

大相国寺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原名“建国寺”。唐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赐名该寺为“大相国寺”。北宋时期,大相国寺的规模达到了顶峰,占地540亩,有64禅律院,僧众达数千人,寺内还有大量的佛教壁画,香火极为旺盛,是当时全国著名的佛教中心,也是大宋朝廷的皇家寺庙。除此之外,大相国寺还是帝都汴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大相国寺每月都有五次庙会,庙会上人流熙攘,交易兴隆,不仅有各类生活、文化、宗教用品,还有大量民间画家销售的图画摊点,逶迤蜿蜒如一条长龙,使人目不暇接,其繁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北京的琉璃厂。

由于生意兴隆,有利可图,大量画商也随之出现。山西绛州有一个画家杨威,作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非常贴近百姓的日常生活,很受人们欢迎。商贩们便纷纷前去收购他的画作,做转手生意,谋取差价。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靠做模特赚钱的人。《玉照新志·卷三》中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汴梁有一名倡优秦妙观,除了本职工作外还兼职做业余模特儿。由于她“色冠都邑”,粉丝众多,因此她的画像十分走俏。

当时,一些著名画家的画作价格之高,令人咋舌。《瑞桂堂暇录》中说:崇宁年间,徐熙的一幅《牡丹图》,有人出价二十万;《洞天清录》也讲到:江西人杨补之的一幅梅花“价不下百千金”;又据《圣朝名画评》中记载:大中祥符年间,一个名叫丁朱崖的官员为了求得著名画家赵昌的画作,借贺寿为名给赵家送去五百两白金。

在两宋时期的319年间,除了宋徽宗赵佶,痴迷绘画的帝王还有不少。

北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史籍中未见他作画的记载,但他对画家却是青眼有加。在灭蜀之后,他马上就将后蜀宫廷画院的画家们诏至东京汴梁,并给予很好的待遇。如著名画家黄居就被授予翰林待诏、朝请大夫、寺丞、上柱国,并赐紫金鱼袋,官及二品。

第二任皇帝太宗赵匡义则是“富艺多才”,酷爱书画,甚至动用国家权力“诏天下郡县收访前哲墨迹图画”,设置“密阁”,专门收藏书画。他还利用他的一个亲戚孙四皓做“星探”,在社会上发现并网罗绘画人才进入“翰林图画院”,为画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仁宗皇帝也是一名“业余画家”,史籍说他“遇兴援毫,超逾庶品”。他特别喜爱画菩萨像,曾下令将他画的龙树菩萨雕版铸模,大量印制。

神宗皇帝则喜爱山水画,尤其是大画家李成的作品,是一个超级李粉。画院画家郭熙学习李成最有成就,因此他特别器重郭熙,以至于皇宫之中“一殿专背熙作”。

南宋的高宗赵构,《画继补遗》中说他“天纵多能,书法复出唐宋帝王之上。而于万机之暇,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此说虽然过于夸张,但他热爱书画却是事实。正是由于他的热爱,北宋灭亡之后,在国势柔弱不堪的情况下,他依然积极恢复画院,召集流散的画家。他还经常亲临画院视察指导工作,并为画家们的作品题跋,保持着与画院画家的亲密接触。

由于帝王们的示范效应,一时之间,上至皇室大臣,下至百官众吏,挥毫作画俨然成了一种社会时尚。而对于一般平民画家来说,倘若能更进一步,成为“翰林图画院”的一员,那就像“入仕”“登科”一般荣耀了。

两宋国家画院——“翰林图画院”建于何时?美术史家历来有两种看法。

一种认为建于宋太祖时期,其依据是《图画见闻志》中的一段记载:晋末时,画家王霭与王仁寿被契丹人掳去,宋太祖登基后王霭被放回,在图画院任祗候。另外,据《圣朝名画评》中所载:西蜀被灭后,其宫廷画家们送至汴京,就是被安置在翰林图画院中的。

另一种则认为,画院应该始于宋太宗赵匡义雍熙元年,理由是《宋会要辑稿》所载:“(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984年),置翰林图画院,在内中池东门里,(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移在右掖门外”。根据这一记录,北宋翰林图画院正式挂牌成立应是公元984年。

“翰林图画院”的主管部门名义上是翰林院,实际上却是由内侍省负责画院的具体工作。据《宋史·职官志》以及《宋会要辑稿》记载:“翰林图画院”成立之时,由翰林院的一名官员负责管理画院,而这名官员则是由内侍省的宦官“押班”“都知”担任。内侍省相当于皇家事务管理局,负责宫廷的内部事务。内侍省下面还有“翰林书艺局”“翰林太医局”“翰林匠作局”等与“翰林图画院”类似的部门,都是能工巧匠、杰出艺人集中的地方。

画院最初没有定员,画家的人员编制和职称等级并不固定,仁宗时才开始正式设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学生四十人以及工匠若干。

宋代数百年间,历代皇帝们给予了画院画家比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分别被授以“翰林待诏”“翰林祗候”“翰林司艺”“内供奉”“画学正”“学生”等职称,穿戴官服,领取工资,享受着与现代机关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类似的待遇。

在内侍省中,还有一个单位“八作司”,“八作司”中也有一些称之为“画工”的人员,这些画工与画院画家之间的身份地位差别是非常大的。据《画继·杂说》中记载:“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惟两局(图画局和书艺局)则谓之俸直,勘旁支给,不以众工待也”。画工们的报酬叫生活费(“食钱”),画院画家的报酬却被称作工资(“俸值”)。一个“食钱”一个“俸值”,叫法不同,区别也很大,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即是临时工和在编干部的差异。另外内侍省还有翰林书院、琴院、棋院、玉院等,在这些局、院中,画院的地位也要高出一截。这在《画继》中也有记载,“诸待诏每立班,则画院为首,书院次之,如琴院、棋玉百工皆在下”。

徽宗时期,由于赵佶对书画情有独钟,还特别“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上朝。佩鱼就是一种鱼形的袋子,本是一种装饰物,在唐代,五品以上官员才能佩戴。宋代时一般赐予上朝的文武百官、中央和地方够级别的官员以及皇帝的近臣,武官、内侍等均不配发。画院的画家们能够享受如此待遇,也是十分难得的。此外,赵佶还打破了宋初以来朝廷技艺人员不得为官的传统(个别情况除外),任命了不少画家出任正式官员。

南宋高宗时期,画院画家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出任官员的画家数量更多,级别也更高,有的甚至做到了副部级(工部侍郎)。更为特别的是,很多画家都得到了皇帝特别赐予的“金带”,所谓“金带”是朝廷四品以上官员才能享受的政治待遇。

既然朝廷为画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待遇,他们的工作自然就不会那么轻松惬意。

画院的工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1。为帝王、后妃、皇室成员画肖像,这是画家们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2。美化、装饰皇宫以及宫观壁画。3。画家们还要为皇帝代笔,作画赏赐那些有功的大臣。尤其是徽宗时期,每天都有一位待诏级画家在宫中轮流值班,以备皇帝的随时召唤。4。“翰林图画院”还要发挥绘画的教化作用,为朝廷做政治宣传工作。5。作为朝廷的使者,画家们还时常被派往他国,为“夷王”画像,促进国与国间的友好关系。

除上面五项工作外,画院画家还负有一项我们想象不到的特殊使命。即以绘画为工具,充当朝廷的间谍,收集他国的政治和军事情报。例如,开宝年间,赵匡胤准备讨伐南唐,派画院人物画家王霭潜入南唐境内,暗中画下南唐重臣韩熙载、宋齐丘、林仁肇等人的画像。有一次南唐使者使宋,宋太祖便下令将林仁肇的画像悬挂于一屋内,并有意让使者看到。使者回国之后立马向李煜汇报了此事,糊涂的李煜果然中计,误以为林仁肇已经叛国投敌,竟然用毒酒处死了林仁肇,南唐因此而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抗宋大将。王霭立下此功,得到了赵匡胤的奖励,由画院祗候升为待诏。又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四记载:宣和初年,宋徽宗产生了征伐辽国的想法,便派遣画学正陈尧臣出使辽国,打探辽人的动态。一路之上,陈尧臣带着两位画学生写写画画,将沿途经过的道路、河流、山脉等统统绘制成图。回宋后,不仅带回了辽王天祚帝的画像,还献上了辽国的山川形势图。徽宗见后大喜,陈尧臣因此而名利双收,不仅获得了巨额奖金,还官升“右司谏”。

大宋的皇帝们一直都非常注重画院人才的选拔,采取多种形式吸收画家进入“翰林图画院”,有时甚至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如后蜀的黄筌、黄居、黄惟亮、赵元长、夏侯延枯、袁仁厚、高文进、高怀宝;南唐的周文矩、王齐翰、顾德谦、厉昭庆、徐崇嗣等,都是在各自的国家亡国之后,随着他们的亡国之君被送至宋都汴梁,并进入“翰林图画院”的。

“翰林图画院”还十分注重在民间发掘人才,凡是技艺高超的画家不论出身,都在招收之列,一些民间高手因此也相继进入画院。他们之中不仅有街头摆摊卖画的郭熙、燕文贵、李唐,卖兽药的高益……就连曾经拦路抢劫的强盗也被招入了画院。

传奇并非只属于仗剑走江湖的侠客,同样也属于艺术家,对于李唐、萧照师徒来说就是如此。

李唐(公元1066~1150年)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州)人。诗文书画门门精通,天赋极高。他先是以卖画为生,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4年)参加画院殿试,以优异成绩被画院录取。“靖康之变”后,宋徽宗父子、皇室、朝廷大臣,甚至包括歌伎、工匠、厨师、倡优等10余万人被当作战利品押往金国,李唐也没能幸免。在北上的途中,他趁金人不备,冒死而逃。一路磕磕绊绊,受尽磨难,当行至太行山下时,不料却被一伙强盗拦住了去路。强盗们打开他的行囊,不见任何财物,只有笔墨颜料以及几幅画作。李唐正当绝望之际,哪知峰回路转,强盗中突然闪出一人,伏地便拜,顿时把李唐搞得不知所措,愣在当场。

此人自称是业余书画爱好者,名叫萧照,宫廷大画家李唐的名声对他来说如雷贯耳,更是他崇拜的超级偶像。名家就在眼前,岂能就此放过,当场就要拜李唐为师。李唐惹不起也躲不起,无奈之下,只好收下这位强盗徒弟。于是师徒二人告别山寨,南下临安(今浙江杭州)。

经过长途跋涉,一路艰辛,两人终于到了临安。可是身处乱世,举目无亲,为了生存,李唐只好重拾旧业,又在大街上摆起了地摊。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正在街头卖画的李唐被宋高宗舅父韦渊偶然遇见,时来运转,李唐这才回到画院任待诏,后来授成忠郎,赐金带。

浪子回头的萧照跟着师傅努力学画,一段时间后画艺大进,不久也被招入画院,补迪功郎,赐金带。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改邪归正,蜕变成为一个杰出的画家,从此踏入艺术的殿堂。萧照的华丽转身,既展现了绘画艺术的特殊魔力,也反映了画院不论出身、唯才是举的用人态度。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为了培养高水平的绘画人才,在“太学”之内兴办了“画学”,以科举考试的方法选拔学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南迁后的高宗、孝宗时期(公元1127~1189年)。“画学”的兴办,较之公元1590年左右,意大利人创办的波伦亚学院——人们称之为世界上最早的美术学院,早了四百九十多年。

根据《宋史·徽宗本纪》和《宋会要辑稿》的记载:“画学”设立之初由国子监管理,并派有专门的官员如博士、学正、学录、学谕、学直等。其中博士大都由精通书画的士大夫官员担任,如礼部员外郎米芾以及兵部侍郎米友仁父子都曾兼任过“画学”博士(院长)一职。大观四年以后,朝廷对“画学”进行了体制改革,国子监不再管理“画学”,改由翰林图画院负责。

“画学”的入学考试十分严格,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美术高考。除了绘画专业技能之外,还要进行文化考试。专业课以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分科,文化课则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

同“太学”的其他科目一样,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画学”深造学习。整个流程从试卷封印、评卷、拟录取名单、复审、注册,直至张榜公布,都很规范、严谨。入学以后,学员的学习、生活费用则完全由官方承担。

“画学”的专业考试形式则很有意思,考题都是古人的诗句,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万绿丛中一点红”,等等,要求应试者在创作时不仅要贴题,还要有诗一般的意境,做到画中有诗。其中一次的考题,据说出自宋徽宗本人踏春时的灵感,题目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夺冠的作品非常巧妙,画面上仅画了一匹奔跑的骏马和数只蝴蝶在马蹄后面飞舞追逐,便将考题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通过这样的考试方式,进入“画学”的学生不仅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还有很强的艺术创造力。譬如王希孟就是在“画学”学习以后,再由徽宗赵佶亲自指导后出现的杰出青年画家。

王希孟十多岁就考入北宋的高等学府“画学”,经过“画学”的培养,被召入禁中文书库任职。在此期间,他刻苦作画,经常向宋徽宗上呈自己的画作。赵佶发现这个年轻人“其性可教”,是个可塑之才,于是亲自担任他的绘画老师。经过赵佶亲自指点,王希孟的技艺突飞猛进。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四月,年仅十八岁的王希孟仅用了半年时间,就绘制完成了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画面上,群山巍峨,大江千里,村落、桥梁、舟船、林木点缀其间。画家以细致工整的笔法、鲜艳华丽的色彩,表现了大好河山的壮阔之美,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青绿山水画的经典之作。宋徽宗见到此画后大加赞赏,并将此画赐与宠臣蔡京。可惜天妒英才,据蔡京在卷后的题跋,这位才华横溢的少年奇才在几年以后,就不幸英年早逝了。除王希孟之外,还有不少声名卓著的画家如李唐、刘松年等人,都是通过“画学”深造之后才进入“翰林图画院”的。

培养了王希孟的老师宋徽宗自幼就是书画粉丝,对于绘画的喜爱,赵佶是直言不讳的。据《画继》记载,他曾对手下的大臣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还在做端王时,他就与当时的文人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经常在一起探讨切磋绘画艺术,往来极为密切。

得益于皇室得天独厚的条件,赵佶接触到的历代顶级书画数不胜数,得到的教授自然也是最好的。加之他的天赋极佳,在青年时期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仅如此,他在绘画理论上也有极为独到的见解,并以此指引画院的创作实践:他认为创作要客观自然,不能主观随意。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这些绘画理念和思想都超越了当时绝大多数画家,展现了一个大师所具有的风范。

在创作中赵佶尤其注重写生。为了使作品更加真实,他曾画过鹤的二十种不同动作和姿态。有一次,画院画家画孔雀升墩障屏,画了几次赵佶都不满意。有人不明原因,他说,孔雀升墩必是先举左脚,而画家却画成抬右脚了。据说他还发明了用生漆点画动物眼睛的方法,使其更加生动逼真。他的画作简洁清新,于严谨、细致之中不乏潇洒、飘逸,尤其是花鸟画水平之高,震古烁今。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邓椿在《画继》中甚至评价赵佶的创作达到了“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至高境界。

时间就像是一具淘金的筛子,它把泥沙漏过,留下真正的金子。杰出的艺术品也是如此,即使经历了无数岁月的筛选,也仍然会熠熠闪光。2002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有一幅《写生珍禽图》的工笔花鸟画,被人以2530万元的价格拍下,创下了当时中国画拍卖的世界纪录;七年以后,这幅画作又以5510万元的成交价,再次刷新了这一拍卖纪录。这幅《写生珍禽图》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宋徽宗赵佶。

除了自身酷爱书画之外,赵佶对画院的发展也是不遗余力。一方面提高画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力加强画院的建设,创办“画学”,为画院培养了大量后备人才。由于他的大力扶持,画院成就斐然、硕果累累。中国绘画史上的绝顶之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都创作于这一时期。说他是画院的“名誉院长”,一点也不过分。

在赵佶执政期间,他还下令搜集古今名画,编为《宣和睿览集》,后来又敕令画院编纂《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录》等著名美术史书籍,不仅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宝贵资料,对画院和绘画艺术的繁荣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宋徽宗对于“翰林图画院”说得上是功劳至巨,但对于大宋帝国来说,他却是一个奢侈荒淫的败家子。他的一生兼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另一个则是作为艺术家的赵佶。两个身份相互搅缠、干扰,而他自己则混淆不清、主次颠倒,把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艺术爱好上,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国家机器来满足这种个人爱好,这对于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正如程水石先生在《宋徽宗的公元1127年》中所说:他几乎把整个北宋帝国当成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最终酿成国破家亡,客死异乡的悲惨结局。

十一

翻阅着陈旧泛黄的史料,回望两宋画院的发展历程,我深深感受到了它的绚烂与辉煌。

中国古代画院从五代时期的滥觞,到两宋时代的繁荣兴盛,既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也有上层统治者高度重视的因素。良好的创作环境,优厚的政治、生活待遇,画家们能够心无旁骛的进行艺术创作,从而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和绘画艺术的经典之作,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下了极为华丽的一章。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黄居、黄惟亮、燕文贵、高克明、李宗成、高文进、王拙、郭熙、崔白、易元吉、李公麟、张择端、王希孟、韩若拙、苏汉臣、李唐、萧照、刘松年、马远、夏圭、李迪、毛益、梁楷……一个又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影响巨大的画家,而他们留下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秋庭戏婴图》《四时花雀图》《子猷访戴图》《货郎图》《七夕夜市图》《风雨归舟图》……更是万世留芳的艺术瑰宝。